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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反，它在逻辑上蕴含着接着要肯认心体之善，并以之为根据开展道德认知和道德行动。

借用旧日中国哲学家底话说：‘有物必有则。[63] 熊十力：《新唯识论》语体文本，《熊十力全集》第3卷，第13页。

本文以现代新儒家第一代的哲学建构为例说明，相较于新文化运动，现代新儒学更加注重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[①]，现代新儒学在坚持现代性诉求的同时，不再像新文化运动那样，表现出与传统的某种决裂态度，而是通过回归传统来建构现代性。当年l0月，李大钊在《新青年》第五卷第五号发表《庶民的胜利》和《Bolshevism 主义的胜利》等，标志着《新青年》开始变成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舆论阵地。那么，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，并不是从某种特殊规定性出发转化为另一种特殊规定性，例如从中国特殊性向西方特殊性的转化，而是从前现代社会之类转换为现代社会之类。生活的相续显现为事的相续，从事的相续反观，生活又是没尽的意欲。[60] 冯友兰：《新知言》，《贞元六书》，第944页。

由生活相续，故尔宇宙似乎恒在，其是宇宙是多的相续，不似一的宛在。问题的关键在于，全盘中国化是否就意味着要全盘恢复前现代中国社会的一切制度、观念、文化精神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，根本的着眼点在于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。因为生生处无以用功，一有用功才涉修为，则为矫揉合义，添障于本体，即是义外。

需要补充的是，王塘南之孟子观虽不止《三益轩会语》(37)，但其致思方向亦不出此。(26)此种贯通，虽未必合于《孟子》原义，然王学背景下阳明四句教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之反响体现无疑。但与阳明以心之所发为意、以意之所在为物的意物一体立场相比，以意物为心之源流的观点更强调两者的分别，更强调意(源)相对于物(流)而言所具有的优先性。(11)[明]王时槐：《三益轩会语》甲申(1584)第45条，《王时槐集》，第490页。

为补偏救弊，孟子提出知言养气之论。他还以告子的一个意见作为其不动心(27)的根由。

他认为，告子以生之谓性为性之本体，以任其生生为功夫。这是他对王门以内在证超越思路的反思。以江右思想家王塘南为例。此处性情之区分当同于程子两性之区分。

(32)关于浙中王门对无善无恶之理解，参见吴震：《阳明后学研究》第71-89、137-145页。王塘南言： 告子但知本性无善恶，无修证，一切任其自然而已。此正是以王塘南为代表的江右王门对王门以内在证超越理路之发展。如语沙漠之外之人指边城曰此中华也，若遂执边城以为帝都则悮矣。

后先生看《大乘止现》，谓‘性空如镜，妍来妍见，媸来媸见，因省曰：‘然则性亦空寂，随物善恶乎？此说大害道。孟子言性善，乃指应然层面之落实。

相较而言，举后者而前者毕矣。要之，告子乃分内外为二，落在偏空一边，如佛家所谓二乘断见也。

孟子洞悟本性之体用中道，故才于用处帮补告子偏于‘内‘体之倾向，此是以用证性体之体用中道、以内在证超越之帮补义。程朱言心，有道心、人心之别，归性为道心，归情为人心，故继之者善仍就道心(应然之现实)而言。三、以外证内外中道之体 王塘南认为，孟子于儒家之贡献在尊孔子而排异端(21)。在他看来，告子以义为外、强调性体之无善无恶，实是以性体为内、偏向与外相对之内、与有相对之空、与用相对之体，落于内外、空有、体用二分之断见，此是专于内之偏向。换言之，王门以内在证超越之思路，有情识良知关系之辩。此程子谈性最精当之语。

以外、用证中道之体，乃王塘南当时基于江右、帮补浙中之义理创新。⑥[明]王时槐：《三益轩会语》甲申(1584)第44条，《王时槐集》，第489页。

(46) 更有趣的是，比较王塘南前后所举之内在与超越，不难发现其对孟子之论情、论气的评价，有一从巧于言性到不学不虑之体之转变。(39)[明]王时槐：《仰慈肤见》辛卯(1591)，《王时槐集》，第543-544页。

而王门于善恶相混之实然层面，终见应然(性)之现实落实(情善)，善较恶，终见长养，终要取信。(37)予初未有著述，六十三偶出《三益轩会语》，七十以后出《仰慈肤见》、《瑞华剩语》、《静摄寤言》、《朝闻臆说》、《续稿》，误为同志相知者梓行之。

贯通而言，形上之性乃天之性，乃一阴一阳之谓道(12)，无声无臭，自不容言。才涉修为，便目为义外而拒之，大偏见也。情识不仅不能证成超越之性，反而会执情而障性，即越是证明，越失性之本真。朴斋不以为然，先生亦不然朴斋。

最后，王塘南在以中道观判告子为偏空断见之基础上，凸显孟子因洞悟中道而以帮补证超越之良工心独苦。此性与心之源流是不即不离之关系，不可得而名状。

故孟子以知言养气救之，在告子则必以孟子为支离，而不知孟子得中道之全，而告子终不免专内之偏也。假使能之，亦不过守一意见，执一光景，强作主张，以为有所得矣，而终非此心本色，到底不能廓彻疑情而朗然大醒也。

然非以此合彼也之断语于此则又尽泄天机。在80岁以后，王塘南更以摄用归体解孟子(47)，阐扬儒家之坚定立场，一改《三益轩会语》同情告子、以帮补、良工独苦解孟子之犹疑状态。

孟子所谓性善，即是指此。然告子自是过高，终不肯以孟子之言为然，故置之不答，非不能答也。良知情识之别，是江右王门之特色所在。②此处关于江右与浙中的划分，在地域的基础上凸显义理的标准：浙中王门以见在良知为具足，即肯认现成良知。

在本体层面，王塘南在告子以生为性、生本无善恶之基础上，用无善无恶对告子关于性之表述进行贯通。(张学智：《中国儒学史·明代卷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306页。

故其针对不容言之性体，标举实然之善(情善)，此即以内在证超越之思路。性为心之所从生，且贯于心之源流中。

于此点，王塘南实有明确之理解。首先，王塘南对告子思想进行系统化诠释，此与阳明后学中以功夫之无证本体之无一派相联系。